文艺批评 | 蔡翔：1960年代现实主义遭遇的困难和浪漫主义的再现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本期这组文章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办的“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圆桌论坛场次。该会议于2021年9月25—26日于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 “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创新小组成员贺照田、何浩和科研处处长李超具体设计，并与会务小组一起组织了这次会议。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教授则是作为这次会议压轴场次的圆桌论坛的主持人。感谢贺照田、何浩、李超同意我们刊发这组重要文章。

原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薛毅教授主持的“圆桌·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辑。本专辑作者有洪子诚，蔡翔，何吉贤，吴晓东，姜涛，冷霜，张武军。本次推送蔡翔教授的文章。

本公号今日推文和编者按信息均转载自《汉语言文学研究》刊物公众号，特此感谢！

1960年代现实主义遭遇的困难和浪漫主义的再现

蔡翔

我发言的题目是《1960年代现实主义遭遇的困难和浪漫主义的再现》。这个话题和1980年代也多少有些关系。“延安文艺”以后的现实主义，从实际的写作情况来看，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所谓的“问题”。但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完整地说，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小说”。后来被人诟病的“大团圆”的结尾，也都跟这个“解决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到了1960 年代，我觉得这个“解决问题”的现实主义的写法遭遇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是怎么样去解决农民有饭吃和有钱花的问题，这是赵树理提出来的问题。因为赵树理当时提出来一个难题，就是合作化终止了阶级分化，不过，赵树理说还要有另外一面，就是让农民有饭吃有钱花。但是到了1960 年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跟大饥荒的经历有关系，这个问题在1960 年代，我觉得它遭遇了“解决问题”写作上的障碍。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包括当年的乡村文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恰恰是在这一脉络中的自然延伸，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土地承包”。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就暂时不展开了。

我要说的是这个“解决问题”的写作方法遭遇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困难，就是它如何面对1960年代崛起的一个新的城市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我们可以暂时命名为“知识青年”。我们讲到1950年代都会提到“识字运动”，但是如果继续讨论的话,就要面对“识字以后怎么样？有了文化以后怎么样”这些问题。因为这个“识字以后”，包括中等教育在中国城市的逐渐普及以及由此在中国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群体——“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产生，持续影响到了后来几十年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这个群体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因为，“发现个人”永远是和“发现世界”结合在一起的，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高加林为什么到县城里面一定要去看《参考消息》。这样一种个人和世界关系的重构，带来的是这个群体上的一个总体性特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安分”。我们很难用“小资产阶级”，也很难用什么概念去概括，我还是用“知识青年”，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现象(详后)。这样一来的话， 如何安放这样一个刚刚产生的“不安分”的知识青年群体，恰恰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文艺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回应，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里面通过现实主义的写法，通过季友良这样一个正面形象，通过季友良试图通过平凡的工作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来回应知识青年问题。但问题是，通过工作来达到忘我的境界，能不能安放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季友良太忘我了，最后连谈恋爱都不会。所以这样一来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遭遇了一个蛮大的困难。丛深很敏锐，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叙述上显得很犹豫。这样，现实主义的写作，通过“解决问题”的写法，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此，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部话剧《年轻的一代》，作一些相关的讨论。

在这个文本中，“远方”的概念再度出现了。而伴同“远方”的则是“远行”。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多少具有了一些浪漫主义的特征。这个方式就是再度点燃一种激情，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达到“忘我”：“远方”概念的再度出现，重新结构了一种世界图景。这方面的写作构成了1960 年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比如边疆文艺的出现。浪漫主义的再度崛起，暂时缓解了现实主义在遭遇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时所碰到的困难。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1960年代重新崛起的浪漫主义？这种写法影响了一代青年。通过浪漫主义的写作，直接打开了1966年的大门。1970年代浪漫主义退潮，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远方”这个概念开始消失。到了1980 年代，这一代知识青年从浪漫主义中走出来，试图回到现实主义，比如韩少功，但是现实主义是无法安放这一代青年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仍然残留着浪漫主义的气质，就是始终有一个“远方”的概念，有一种不安分、一种叛逆的性格，所以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挣扎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唯一的一个例外，可能是张承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最关键的不在于他的“远方”——所以我说1960年代的浪漫主义不同于当年德国的浪漫主义——而在于他对远方和人群的不断寻找。所谓1960年代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面、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一代知识青年为什么最后没有走向“改革文学”，就是“解决问题”的那种现实主义，但是也无法重新走向浪漫主义，最后剩下的唯一的可能性恰恰就是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在虚无中挣扎,再试图寻找一个新大陆，这就是1980年代以后文学发展的脉络。这个脉络我们往前推,它的血脉在于1960年代，是和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产生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经验，它始终是不稳定的，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悖论，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会遭遇另一种理论的反驳，它们共生于共和国的结构之中。伯林在讨论德国浪漫主义的时候，说德国的浪漫主义打开了通向现代主义的大门，但是在中国可能是1960年代的浪漫主义通过中间十年的各个曲折的环节走向现代主义，但是现代主义的终结又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或许你想看 #

>>>文艺批评 | 蔡翔：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文艺批评 | 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难题”与“意义”——蔡翔教授访谈录

>>>文艺批评 | 蔡翔访谈录：重新开放的文学理解

>>>文艺批评 | 洪子诚：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 —— 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

>>>文艺批评 | 乔焕江：文学——从“是什么”到“怎么样”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长按二维码  关注“文艺批评”

 

注：转载文章请说明来源，使用编者按也请说明情况

图源：网络     编辑：景陌